城读 | 为什么我们那么累？城市疲倦的政治学

Original David Madden 城读 2022-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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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那么累？城市疲倦的政治学

疲倦已经成为城市生活的根本特征之一。

David Madden. 2022. Tired city: on the politics of urban exhaustion. City.

来源：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3604813.2022.2084264

伦敦政经学院社会学教授大卫·马登(David Madden)，著有《保卫住房：危机的政治学》一书。马登最近在《城市》期刊上发表一篇社论《城市疲倦的政治学》，讨论当前城市普遍存在疲倦状态背后的政治学，将这种过度劳累与不得休息的情感—身体状态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化视角联系起来。编译如下。

我们城市人一个个都很累。我们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很累。疲倦已经成为城市生活的根本特征之一。当一种经验变得普遍时，我们有理由追问它是否代表着一种更深层次状况的指标。考虑到今天城市和经济的运作方式，毫无疑问，疲倦不是一个暂时的症状。相反，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已持续两年多、全球金融危机以来13年有余，以及新自由主义盛行40多年，疲倦已经深深扎根于当代城市化之中。

城市疲倦是当今危机频发、全球化、金融化资本主义的狂热节奏和急速发展的结果。世界正在加速，世界被迫跟随光纤通信、卫星传输和高频交易所设定的快速节奏。金融化资本主义不仅快速，而且永不停息、残酷无情，其标志性特点是持续无差别地跨越地球的时间性，亦即如批评家乔纳森·克拉里（2013）所说的“人类生活普遍铭刻为没有中断、连续运作的持续中。时间不再流逝，超越了时钟时间。”不再有所谓休息时间了。业务永远开放。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日益与这种不间断、无区分的节奏挂钩。难怪每个人都那么累。

在这种经济秩序下，任何非生产性或自主性的时间不断被侵蚀。显然不同经济阶层以不同方式经历这种侵蚀，但总体变化的方向是相似的。马克思早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中观察到劳动密集化和“填满工作日的每一个毛孔”的必要性。但是，没有哪个19世纪的工厂车间可以与今天的数字泰勒主义相提并论，类似履约中心和快递公司这样全天候运营，使用地理编码的监控系统来跟踪工人的每一个动作，并计算每一次的厕所休息。中产阶级工人拥有更多自主权，但他们仍然面临数字跟踪、不断强化的生产力指标和日益无限的工作时间。新冠疫情加剧了所有这些趋势。

对某些人而言，在家工作意味着工作日不断延长，延长到晚上、早上、周末、吃饭时间、假期和病假。对另一些人而言，包括许多关键岗位人员，不稳定性迫使他们在生病、连续轮班、不确定的人员配置、工作时间延长和同时做多份工作的情况下继续工作，哪怕身体已经极度疲惫，哪怕实际工资在不断下降。

如果说晚期资本主义的节奏和状况基本上导致了工人的疲倦，那么21世纪城市的空间和制度结构同样令人疲倦。当前城市生活的配置中几乎是有意设计来损耗精力。支离破碎的公交系统、缩减的市政服务、充满敌意的建筑以及因多年紧缩政策而建设不完善的基础设施，使得城市日常生活远比所需更为艰巨。在英国城市中，像“设计安全”这样明显反社会的建筑范式被用来合理化拆除公共长椅、桌子和其他支持非工具性社交生活的聚会场所。集体关怀的建筑设施，例如社会住房、社区卫生诊所、青年中心、公园和公共花园等，正面临被关闭并重新开发为更有利可图的用途的威胁。更广泛的社会再生产危机反映在一个城市的景观当中，休息空间被破坏或被殖民。“社会再生产的损耗”可定义为“当流出——即家庭、情感和再生产——与维持其健康和福祉的流入之间存在关键差距时所发生的情况。工人维持经济持续运作，但是以牺牲他们自己的福利为代价，实质上是在用工人的疲倦来补贴金融化资本主义。尽管今天的城市充满了再生和城市更新的话题，但对于真正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生活正变得日益枯竭。

在备受财政紧缩政策困扰的街区，过劳的积极分子往往通过互助小组、慈善厨房、社区空间和其他形式自组织的社会基础设施来挑起大梁。但这需要付出代价。我最近访问了Govanhill Baths社区信托基金，这是位于格拉斯哥的一个由艺术、环境和社区福利项目组成的广泛网络，在一次占领草根运动之后建立。Govanhill Baths是自组织团结的一个例子，它填补了市政府退缩后留下的空白。那里的一位长期服务的积极分子和组织者说：“我们原本不必做这些工作。我们很累。”这种系统引致的疲倦是一种表象，从中可以体验到被国家抛弃的暴力。

当然，疲倦的分布是不平等的。富人、白人、住房优渥的人、本地人、身体健康者以及具有足够资源购买家庭服务和支付缺失的市政服务的人，不太可能受到疲倦的影响。同时，对于被剥削和从属的群体来说，不均衡城市化带来的不平等和不稳定造成了过度疲倦。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更有可能为漫长通勤和频繁搬迁所累。对于日益增多的被迫无家可归的人来说，城市生活日益缺乏休息时间，因为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司法机构将露营、占用无人居住房屋和睡在车里定为犯罪。针对妇女、有色人种和其他少数族裔的人际和制度性暴力的持续存在，也让人感到疲倦。

所有这些形式的疲倦都会引发抵抗。但积极分子的疲倦使组织工作变得更困难。2020年《城市》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疲倦的政治学》论文指出，“在欧洲和北美城市的有色人种积极分子当中，‘我很累’是一句普遍的口头禅”，这一状态如此普遍，“疲倦作为一种相互承认的情感结构在运作”。疲倦不仅是动员的原因和结果，疲倦也是一种治理的形式。有权势的人知道，他们可以将疲劳的普遍状况作为武器，借此消磨反对派来维持现状。今天的城市充斥着工会、反种族主义的活动家、租户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的例子，它们被锁定在有意拖延的斗争中。城市疲倦是一种政治，因为它是由权力关系、城市能动性和不平等的城市权利所形塑并反作用于权力关系、城市能动性和不平等的城市权利。

城市社会空间配置的疲倦既是当前城市研究和城市理论的对象，也是其产生的条件。对于许多就业不稳定的学者来说，过劳的疲倦状态成为默认的状态。但由于强迫性的竞争改变了世界各地的大学系统，所有的学术工作者都越来越疲倦。批判学者面临的具体挑战是将这种过度劳累与不得休息的情感—身体状态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化视角联系起来。我们需要诊断导致我们失眠的系统，同时利用疲倦的体验作为努力的一部分，与每个经历剥削与消耗的人建立团结。

有一种独特的疏离感，伴随着驱之不去的疲倦。一个真正不眠的城市是一个从根本上与人类基本需求相悖之地。正如克拉里所观察到的，“实际的生命体和24/7资本主义的需求之间不可能协调”。系统性的疲倦赤裸裸的非人化。一个正义的城市和世界将允许每个人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休息，从而可以按照自己的选择积极地、有活力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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